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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隆會議與新中國外交

萬隆會議與新中國外交

發布時間:2019-04-18  來源:團結報團結網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鼓舞下,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蓬勃高漲,全球殖民體系土崩瓦解,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作為國際舞臺上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逐漸崛起。萬隆會議召開前夕,亞非地區已出現30個民族獨立國家,但殖民主義在亞非地區的統治遠未結束,西方列強不甘心將殖民利益拱手相讓,美國更是憑借在二戰中獲得的利益及其軍事、經濟實力,干涉他國內政,在遠東、東南亞等地區制造緊張局勢。因此,加強相互間團結合作,反對新老殖民主義,捍衛民族獨立,獨立自主發展民族經濟,支援被壓迫民族解放斗爭,維護世界和平與合作,既是亞非獨立國家的迫切愿望,也是萬隆會議召開的根本宗旨。

  1955年4月18-24日,亞非29國的304位代表在印度尼西亞秀麗的山城萬隆成功舉行第一次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這是國際關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

  萬隆會議與中國外交的開拓

  萬隆會議是亞非各國團結合作、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結晶。萬隆會議的成功舉行,離不開中國政府及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代表團的關鍵作用與杰出貢獻。

  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對世界局勢具有重大影響。中國雖然不是萬隆會議的發起國,但中國從會議醞釀階段就積極響應、大力支持。赴會之前中共中央認真制定了具體的與會方案,并得到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批準,確定與會總方針為“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為建立和加強我國同若干亞非國家的事務和外交關系創造條件”。為力求會議取得成功,中共中央強調,中國代表團在會議上應積極肯定和表達亞非國家和人民的要求和平、獨立和發展本國經濟文化的共同愿望,而不應使會議陷入關于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爭論。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挫敗了包括“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在內的敵對勢力的陰謀,會議期間開展了原則性與務實性相統一的富有成效的靈活外交,發表了“求同存異”演說,以共同的歷史遭遇、共同的時代使命確立亞非各國團結合作的共同基礎,解開和平共處問題上的爭議,推動會議在堅持和平共處原則和聯合國憲章基礎上達成包括萬隆十項原則在內的最后協議;同時中國代表團積極開展“會外外交”,4月22日與印尼簽訂了關于雙重國籍問題條約,解決了兩國間幾十年來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次日,周恩來又在緬甸等8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就臺海局勢發表了聲明:“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緩和臺灣地區緊張局勢的問題”,被國際輿論稱為“萬隆會議期間最轟動的新聞事件”。中國代表團在會議期間以誠相待,廣交朋友,顯示中國信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愛好和平的根本方針,消除了許多國家對中國的偏見、疑慮和誤解,是新中國外交極其重要而關鍵的一步,隨后掀起與亞非國家廣泛建交的高潮。

  萬隆會議也是中國在亞非地區打開外交局面的歷史里程碑。萬隆會議之前,除朝鮮、蒙古和越南三個社會主義國家外,與新中國建交的亞洲民族主義國家是印度、印尼、緬甸、巴基斯坦、阿富汗五國。而萬隆會議之后到1959年短短的四年間,就有尼泊爾、柬埔寨、埃及、阿爾及利亞等10個亞非國家與中國建交;1960-1964年,又有加納、老撾等14個亞非國家與中國建交。以中埃兩國為例,萬隆會議為中埃關系突破性的進展創造了契機。周恩來在赴萬隆開會前應邀訪問緬甸,在仰光會見了埃及總統納賽爾,納賽爾被周恩來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也對新中國有了全新的認識,兩人共同推動會議通過了包含“萬隆十項原則”的《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萬隆會議后,中埃友好交往日益頻繁,1956年5月30日,中埃發表《聯合公報》,宣布兩國政府決定建立外交關系,并互派大使級的外交代表。中埃建交的瓜熟蒂落,標志新中國與非洲和阿拉伯國家外交關系的突破,對中埃兩國國際環境的改善以及中非關系影響深遠。

  中國與亞非國家的共同合作相得益彰,廣大亞非民族國家獲得獨立主權,并通過南南合作顯著提升在國際社會中的整體影響,新中國也因此獲得多數亞非國家的外交承認,國際影響力明顯增強,并在1971年10月成功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萬隆精神的當代弘揚

  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格局和國際體系發生深刻復雜的變化。全球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冷戰對峙已成歷史,各國之間相互聯系和依存明顯增強,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主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成為時代賦予中國和亞非國家的共同使命。

  雖然目前中國經濟總量和國際地位顯著提高,但中國與廣大亞非拉國家所共同面臨的振興經濟、實現現代化的發展任務,決定了中國在邁向具有全球舉足輕重影響的大國進程中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和亞非各國同屬于一個相互依存、利益交融的命運共同體。資本、技術、信息、人員跨國流動的全球化深化,已將世界變成瞬間萬里、天涯咫尺的“地球村”;各國相互依存、利益高度交融的狀態,在國與國之間構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利益紐帶。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的國際形勢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通過單打獨斗來應對和解決各種傳統與非傳統的安全威脅和全球性與地區性的挑戰。

  當前,中國政府在堅持對外開放、和平發展國策與建設和諧世界主張的基礎上,進一步倡導命運共同體觀念,提出要以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以同舟共濟、合作共贏的新理念,尋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新局面,尋求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內涵,尋求各國合作應對多樣化挑戰和實現包容性發展的新道路。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題為《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演講中提到,“1955年,中國和印尼兩國同其他亞非國家攜手合作,在萬隆會議上共同倡導了以和平共處、求同存異為核心的萬隆精神。萬隆精神至今仍是國與國相處的重要準則,為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同時,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和東盟國家山水相連、血脈相親,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愿同印尼和其他東盟國家共同努力,使雙方成為興衰相伴、安危與共、同舟共濟的好鄰居、好朋友、好伙伴,攜手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為雙方和本地區人民帶來更多福祉。”他還倡議,通過堅持講信修睦、合作共贏、守望相助、心心相印、開放包容,使“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和東盟共同體、東亞共同體息息相關,發揮各自優勢,實現多元共生、包容共進,共同造福于本地區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

  如今的中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在尊重各國平等、合理、合法權利的同時,決不放棄正當權益,決不以國家核心利益做交易;同時要求我們對發展中國家給予積極幫助,必要的時候要重義輕利、多予少取,甚至有的時候能夠舍利求義、只予不取。這種理念是明確地體現在我國“真實親誠”的對非政策和“親誠惠容”的周邊政策上。近些年,中國減免了50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債務380筆,承諾對所有同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95%的輸華產品給予零關稅待遇。中國不附加任何條件的無私援助,贏得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尊重和支持。當然,從作為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的國情出發,中國在履行自己國際責任的同時,也必須堅持量力而行、權責平衡和互利共贏的原則,在全球范圍內積極開展全方位、多層次的國際合作,成為和平發展的推動者和全球治理的參與者,在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中,尋找各方利益的共同交匯面,倡導多元包容思想,以開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態度推進地區與跨區域合作,編織共同利益網絡,對接發展戰略,提升利益交融水平,既使我國從與他國的共同發展中獲取助益,努力應對共同挑戰,同時,也讓我國發展惠及周邊國家、發展中世界以及更為廣泛的國際社會。

  建設合作共贏的命運共同體,是在國際形勢深刻變化、各國利益多元交融的背景下,中國政府與時俱進的外交新理念,也是對以求同存異、團結合作、和平發展為要旨的萬隆精神的繼承和弘揚,對推動世界多極化、國際關系民主化、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合理化,具有重大的現實價值。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

[責任編輯:段妍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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