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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年間知識分子的生活節奏與時間觀念

民國年間知識分子的生活節奏與時間觀念

發布時間:2019-04-17  來源:團結報團結網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政府機關、學校、報館等必須遵從政府指令過新歷年,但是,作為這些機構工作人員的知識分子,他們個人對新舊歷法采取什么態度?在生活實踐中是與政府態度一致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要順從社會習俗?他們的理性選擇與情感態度之間是否完全一致?這些問題,以往的研究還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本文還不能全面研究這些問題,因為在那個新舊過渡的時代,這些機構中的知識分子往往是各種學術、學科背景的人都有,很難一概而論。本文只是隨機抽取當時一些新式知識分子的日記材料,多少揭示這些問題的若干側面。

  筆者選取的日記是:1933、1934年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學生季羨林的日記,1928、1929、1930、1931、1937、1938、1940、1941、1942、1943、1944、1945、1947、1948年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吳宓的日記,1941、1946年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日記,1947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潘光旦的日記。這些人在大學工作或學習,日常生活受國家規定的西歷計時系統制約,他們的日記無一例外都是按西歷日期排列的,但在舊歷的除夕和元旦那一天的日記里,他們幾乎都注明舊歷日期,吳宓甚至1933年在法國學術休假時也注明了舊歷的年節,平時的日期則沒有附注舊歷日期。用左玉河的話來說,知識分子日常生活的安排已經“擰到了世界時鐘的發條上”,只是在傳統的歲時節令,尤其是最大的節日——舊歷元旦那里,他們還是未能遵照政府的指令而加以摒棄。舊歷元旦在他們心目中不是可有可無的,不管是否從事與年節有關的交際活動,他們對舊年節的感情都是很深厚的。

  當年二十三歲的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學生季羨林在他的日記里生動地記述了他在新歷年和舊歷年時迥然不同的心理感受:

  (1933年1月1日)又過了一年了——在我說來也太泄氣,還不感到是過了一年。我腦筋還是給舊歷年占據著。我絲毫感不到過年的滋味。在中國無論什么事情都變為形式主義的了。這年——多么可愛的個名辭(原文如此——引者)!也變為形式主義了。(季羨林:《清華園日記》,第84頁,遼寧美術出版社,2002年)

  (1934年1月1日)早晨十點才起。我知道這是過年了,論理似乎應該有感想之類的東西,但卻沒有,我并沒能覺到這是過年,也沒覺到我已經長了一歲了——這一切都是舊歷年時的感覺,有點太怪,難道我腦袋里還是裝滿了封建勢力嗎?

  到圖書館去看報,卻有年的滋味——冷清清。(《清華園日記》,第191頁)

  (1934年2月13日)明天是舊歷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

  我覺得我還有一腦袋封建觀念。對于過年,我始終擁護,尤其是舊歷年,因為這使回憶到童年時美麗有詩意的過年的生活。我現在正寫著《回憶》,我覺得回憶是粉紅色的網,從里面篩出來的東西,都帶色香氣。沒有回憶,人便不能活下去,對年的回憶尤其美麗。(《清華園日記》,第215頁)

  在新歷年,他感到周圍的環境冷冷清清,沒有一點“年味”,自己也沒有找到過年的感覺。而這時距離國民政府積極推行新歷,已經有四五個年頭了。在西化比較嚴重的清華大學居然感受不到“年味”,這提示我們,政府這場變革運動的成效似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大,即便是在西化的知識分子那里,它所取得的支持和擁護也是有限的。當然,廢歷運動也是有成效的,季羨林從感情上沒有能夠熱烈支持新歷年,但是,一旦自己在新歷年沒有感覺,而在舊歷年感到來自童年的美好記憶時,便要懷疑自己是不是“還有一腦袋封建觀念”,看來在理性上他已認可了新歷年的合法性,只是在感情行動上未能完全跟上。

  吳宓則是在國民政府廢除舊歷的十幾年間,一直在過舊年。1929年,吳宓在舊歷新年元旦期間,曾與友人、妻女游中央公園、廠甸,當時外面非常熱鬧,“多擺攤售玩物者”,下午還去姑母家拜年。(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4冊,第210頁,三聯書店,1998年)1943年的舊歷除夕,他頗有年歲更迭之感,“陰歷除夕與新年,感念較深。壬午一歲,于焉遂終!”(《吳宓日記》第9冊,第22頁,三聯書店,1999年)1945年舊歷年在西安,來給他賀年者頗為不少,從這些人的身份來看,都是陜西黨政學界上層人士。(《吳宓日記》第9冊,第433-434頁)不過,1945年新歷年他在成都時也很熱鬧,“見城中熙熙攘攘,列戶插國旗,懸彩燈,一片新年景象”。晚上“沿街掛彩燈”,吳宓甚至詩興大發,為此賦詩一首。(《吳宓日記》第9冊,第395-396頁)

  梅貽琦作為清華大學校長,在新歷年放假這一天需要參加一些慶祝活動。1941年的新歷年元旦,他的日記中記錄道:

  八點至新校舍,為新年師生籃球比賽開球。……5:30至省政府禮堂赴龍主席新年宴會,晤張君勱及關麟征總司令。席間戲劇,栗成之《寧武關》頗好,惜配角太差,余則皆不足道矣。(黃延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日記》(1941-1946),第1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

  在1946年新歷年,他的日記這樣記錄:

  上午有多客來拜年。下午三點在辦事處約聯大及三校教職員及眷屬舉行新年茶敘,到者老幼約二百人,因天氣晴和均在院中茶話。將五點,日色西沉漸漸散去。有十余位至寓中饗以好酒,聊以點綴年景耳。晚六點至吳澤霖處晚飯,客為樊、鮑、華、沈、戴之外復代約今甫同往。飯后分批赴廣播電臺聽京戲……十二點半至蔡文侯家又稍坐始歸寓。(《梅貽琦日記》(1941-1946),第195頁)

  在舊歷新年,梅貽琦同樣也有些慶祝活動,如1943年的除夕與元旦,他的日記記錄:

  舊歷除夕晚,略備牛羊肉食及餃子若干,約集陶、馮、虞、沈諸家子女及同人,無他約者,會食聊以應景耳。夜半一時許入睡,無與守夜者。(《梅貽琦日記》(1941-1946),第129頁)

  元旦下午有客數起拜年者。(《梅貽琦日記》(1941-1946),第129頁)

  從梅貽琦的日記來看,他是過新舊兩個年的,當時與他交往的學界人士在舊歷年春節期間交際活動很頻繁,似未受廢除舊歷的太多影響。

  潘光旦也是如此,他一方面參加新歷年的慶祝活動,另一方面,在舊歷年年關前后,他不僅祭祖,而且還請客聚餐,向他賀年的人也絡繹不絕。可能正是舊歷年的熱鬧觸動了他,他在日記中批評了民國年間的廢除舊歷運動。1947年新舊歷年期間,他的日記相關記錄如下:

  新歷元旦十時至園內工字廳,參加同人團拜。十一時許與奚若、鳴岐、辰伯同搭福田車入城,至中南海勤政殿,參加北平行轅主任李之元旦雞尾酒會,遇中西友人多人。(潘光旦:《存人書屋日記》,《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2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舊歷除夕近午擬與穟兒進城,欲至琉璃廠商務印書館取版稅,值今日為舊歷丙戌年除日,入城者擁擠,候車移時,仍折回。午后準備祭祖,寫三黨宗親位圖一紙,盛以鏡框,懸之飯廳北壁;舊習除夕祭僅限父黨,亦禮以義起耳。祭罷,約之方、寶昀、志誠、子壽、厚坤、助民同食,十一時散。屬諸兒作雪制冰結凝饗客,盡兩大盤。(《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33頁)

  舊歷元旦晨起雪止,近晚又作。竟日來客絡繹,悉數為賀年者,舊歷明令作廢三十余年矣,而民間之習慣依然,戰后且益見牢不可破,于以見積習之不易消除與當時主張廢除舊歷者之但知維新,而不識歷史與社會為何物也。夜約伯倫全家、才澄、慰天、之方、胡君毓源、衛君旭升同飯;才澄昨自津來,毓源為適楊三祖姑方面親戚,旭升為運成姨甥,十時許散。(《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33頁)

  從這些摘錄的日記來看,當年這些上層知識分子似乎并不是只過新歷年,舊歷年在他們的生活中仍然是重要的。梅貽琦、潘光旦因有行政職務,需要參加一些新歷年元旦的社交應酬活動,而其他普通教師以及季羨林這樣的學生,與新歷年幾乎沒有太多的情感關系,慶祝活動因而極為寥寥。在學生季羨林的理性選擇和情感態度上甚至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作為資深教授的潘光旦則在舊歷年的應酬中對廢歷運動形成了深刻的反思:積習不易消除。主張廢歷者“但知維新,而不識歷史與社會為何物也”。這兩部分學者在年俗的慶祝上相同的是,舊歷年在他們的生活世界里依然占據重要位置,只是他們不像普通民眾在舊歷年關慶祝的力度很大,造成的氣氛很濃而已。他們還始終意識到舊歷年的存在,說明一種傳之久遠的歲時節令,不僅已經滲透進人們的生活習慣,而且已經在人們的心理層面有著很深的積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呂文浩)

[責任編輯:段妍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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